干杯是种礼仪，劝酒是种政治

中国酒文化博大精深，那是几千年历史和上百成千亿人感悟的结晶，普通人纵然喝一辈子酒也不能窥其万一。说喝酒，其实喝的不是酒，酒只不过是个由头而已，很少有人是奔着把自己喝醉而去赴宴，喝酒更多的功夫是在“酒外”。

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劝酒？除了中国人一贯以来的好客古风，还有酒桌之下权力与服从的深刻隐喻，劝酒里的交易、凌辱、控制。

干杯是一种礼仪，劝酒是一种政治。

在大多数热爱酒桌的中国中年男性眼中，酒桌文化被美化成传统美德，劝酒成了一种好客古风。但自古以来，中国酒桌上就没有平等一说，长幼尊卑、等级森严全在这酒里。

中国古代的酒，从来不是大众食物，早期酒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。“酒之于世，礼天地，事鬼神”，祭祀之礼上的供奉酒水，是属于皇家和当权者的上层文化。就如如今的“茅台”依然是象征着上层社会和权力的“特供”。

社会等级的隐喻，在讲究尊卑长幼的酒桌礼仪上也一览无余。酒桌上，主人必先进酒于宾，是为献。客人饮毕需回敬主人，是为酢，亦称报。然后，主人为劝客人多饮，必先饮以倡之，是为酬。

敬酒时，敬酒的人和被敬酒的人都要“避席”，起立。晚辈在长辈面前饮酒，叫侍饮，通常要先行跪拜礼，然后坐入次席。长辈命晚辈饮酒，晚辈才可举杯；长辈酒杯中的酒尚未饮完，晚辈也不能先饮尽。

酒桌上有一句顺口溜：主陪靠威望，副陪靠酒量，三陪靠胆量，四陪靠色相。

意思是说主陪必须能够镇得住场，要么和主宾地位相当，或者高于主宾，主陪的主要任务不是喝酒，而是说话和调节氛围。副陪的主要任务一般是喝酒或者结帐，也是喝酒的“发动机”，社会地位或者年龄一般都低于主陪，带酒的次数要少于主陪。三陪更低于副陪，不管能喝不能喝都要敢喝，如果轮到三陪带酒时，一般就是两口或者一口干一杯了，四陪更甚。

“酒逢知己千杯少”，劝酒的人更多是有共同利益目标的“知己”，能喝酒，简直是一条迅速打通关系的捷径。

事实上，现在中国人劝酒时常说的“干杯”其实来自欧美，从欧美传入日本之后，日本翻译做“干杯（乾杯）”，而日本礼节也和西方相似。由一个人（长辈、上级）领头说：“辛苦了，干杯！”然后大家一起碰杯，喝一口，并不喝干杯中的酒，只是注重庆祝的仪式。

而“干杯”一词传到中国酒桌上就变味儿了，长辈领导、商业伙伴端起酒杯劝酒，必须得一口闷，甚至需要反扣酒杯于头顶，以证明喝光了，不然就是不礼貌，准确地说，没有顺从劝酒人之意。

 “都在酒里了，一定要喝到位。”

例如某些地区人劝酒时喜欢说：“看得起，就干了”，没有多余的话，说完后根本不看对方一眼，一口闷，这在他们眼里是一种“豪气”。而假装不能喝，拒绝敬酒人，就是“酒风不正”。

正如人类学家庄思博在他的著作《焦虑的财富：中国新富阶层的金钱与道德》中，评价富人群体酒局的那样：“中国中年男人的酒局，除了酒和女人，跟初中生派对没什么区别。”

像男同学相约一起做坏事一样，中国酒桌上的划酒拳、咸猪手、低俗段子，包括醉酒后的丑态，甚至共同嫖娼犯罪，都是一种建立信任的抵押物。在半公开性质的酒局上，酒桌上都是见证人，通过这种羞辱性的仪式，共同掌握对方的小把柄，在男性同胞之间形成一种牵绊，这能让大家觉得那些潜在的生意伙伴跟自己是同一条道上的人。 

而能不能一杯干、喝到位，就是一场能否建立信任的测试。

“没人喜欢过度饮酒，但我身不由己。”

酒桌文化深嵌于社会的权力结构之中，劝酒本身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“征服游戏”。

在中国式酒局上，劝酒是一场“臣服”与“来朝”的权力游戏，谁有求于人，谁想号令众生，谁不想买谁的账，谁想不给谁面子......用酒桌上的话说，就是“都在酒里了”。

为什么有的人明知不敌还要喝，因为谁都知道不喝的后果。